即便杀人犯也普遍供述处理尸体最费力。既耗体力又怕运输途中被目击或留下监控痕迹。

我询问朱检察官应该已确认过的信息：“老人家身高体重？”

“一米七，六十公斤。”

“死者超过一米八。确定独自完成的？”

“用推车搬运没那么费劲。我力气比看起来大，干了一辈子体力活。”

“怎么装进推车的？”

“把推车手柄朝上抵墙斜放，将尸体推进去。再压下手柄当杠杆就装进去了。”

“怎么上车？”

“有装货滑板。旅馆重物多，专门备的。”

“为什么选市场弃尸？”

“方便早点被人发现。”

搬运方法和弃尸地点都算合理。既然不是凶手，自然不怕尸体早被发现。

我偏头继续追问：“当时戴口罩、手套或帽子了吗？”

故意列举三种物品。

现场发现过一只被雨水浸湿的手套。因雨水冲刷无法提取DNA确认是否凶手所有，但好奇证词会否出现手套。

“没有。徒手处理的。”

“那样不辛苦吗？”

抛出诱导性问题。若老人真是弃尸者，必然该提及却尚未提到的关键细节。

“下雨是挺辛苦。”

老人给出了标准答案。我慢慢靠上椅背。

难道证词全是真的？正动摇时，始终沉默的朱检察官首次发问：“老人家年轻时做什么工作？”

老人枯萎的眼珠突然泛起光彩，挺直腰杆用压抑着自豪的声音回答：“我啊，是退休矿工。”

皮肤上窜过细小的战栗。无意识抿紧的嘴唇微微发颤，衬衫下的汗毛全都竖了起来。

朱检察官给过我的测试。

梧松公寓朴奶奶锥杀案。

当时我认为自首者非真凶的推理案件中，自首者也是矿工出身的老爷爷。

转头与朱检察官对视时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