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……是吗？好事。有罪就该受罚。他对李组长也做过坏事吧。破底的水桶到哪里都会漏。

”

“但他来找我帮忙，说马上要接受调查了。刚才在支厅门口谈完过来。”

“找你？哈，不知道该说胆子大还是没脑子。”

“后者吧。”

听到我的回答，朱检察官用戴顶针的食指重重按了下嘴唇：“看来不能得罪李组长。比想象中冷酷。那应该也没说会帮忙之类的蠢话？”

“就算对我好过的人，也不可能向其他检察官说情。这超出我的权限，规则应该平等适用。”

“……李组长一向如此。”

带着回忆的声音答道。”一向“这个词有些刺耳，但想不起相关记忆便反问：“发生过类似的事？”

“没有。李组长，过来。”

因周末改变的关系在脑中拉响警报。若是几天前，我会以为只是有事交代。

实际上，我完全无法预测朱检察官在工作场合会如何对待我。我们独处时间很多，经常讨论案件。如果他不分清公私界限，很可能被旁人察觉或影响工作。突然对我好的话，宋课长和卢书记官也可能起疑。

挂好羽绒服走近，朱检察官递来一份调查书。是我上周写的案件报告。

“这案子直接证据有些薄弱。把凶手家里的胶带和死者手上绑着的胶带断面做比对鉴定，委托国科搜做吧。如果断面一致，就算嫌疑人翻供否认犯罪，法庭上检察官也绝不会输。

”

原本觉得嫌疑人案发时与死者同处一室的证据足够确凿，只确认了绑死者手的胶带与嫌疑人家里的属于同种类。但庭审时被告常会否认供词，直接证据越多对公诉越有利。

“李组长应该提前想到这点的。还需要我提醒吗？”

批评很中肯，我老实承认没细致取证的错误：“抱歉。会立即委托断面比对。”

“我们不委托的话国科搜不会主动取证。他们案子堆得都快压死人